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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弯曲旅顺大屠杀因清军抵抗 西方大发战争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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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:旅顺大屠杀

1876年,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,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“马嘉理事件”展开了一场谈判。

  乘机卖军火牟利 逼签不平等条约

谈判期间,发生了一件插曲。

  西方列强借甲午大发战争财

当时,英国态度强硬,一度要撤使、断交、宣战。可是,法国、俄国等西方列强对清朝表示支持,迫使英国回到了谈判桌。虽然最终英国还是通过《中英烟台条约》,从中国获得了大量利益,打开了中国西南边境大门,扩大了在华通商特权,但李鸿章据此认定:以“以夷制夷”是可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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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甲午战争的参战方是中国清朝和日本,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,西方列强从来没有袖手旁观。无论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,还是试图挑战前者地位的法国、沙俄,或是在亚洲根基未稳的德国、美国,都将中日间的这场战争当成谋取本国利益的最好机会。

从此,李鸿章就将“以夷制夷”作为自己开展外交时的重要手段。

  英国态度摇摆影响战局

1883年12月,中法战争打响。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军队,清军奋勇反击,还在镇南关之役中击败了法军,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扭转了战局。法国总理儒尔·费里因此引咎辞职。

  英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,也是首屈一指的军火贩子。甲午战争期间,日本联合舰队除“松岛”号、“严岛”号、“桥立”号三舰外,其余战舰要么是英国造船厂建造售给日本,要么是日本引进英国技术和现成装备自行建造;而北洋水师参战舰船中,除了定远舰、镇远舰、济远舰、平远舰外,也都是从英国引进。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伊始,英国就脱不开干系。

面对军事上、外交上的有利地位,李鸿章没有乘胜追击,而是主张“乘胜即收”,寻求英国的介入,希望“以夷制夷”,与法国签订和约。

  英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变化,更直接影响战局走向。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东学党事件。最初英国摆出“居间调停”、“两边干涉”的姿态。英国和沙俄曾联合提出,由他们出面协调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,让朝鲜自行解决内政问题,这也让李鸿章和清廷在战争开始前和开始之初,将希望寄托在“国际调停”,尤其英国调停上。

1885年2月,李鸿章利用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关系,派遣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前往巴黎,参与谈判,并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签订了《巴黎协定书》,结束了中法战争。

  英国的确也有理由介入。作为既得利益方,它希望维持现有的远东地缘政治格局,让中国和日本保持均势。此时中英两国关系密切,英国人赫德长期把持中国海关,使英国不仅得以从中国汲取源源不断的利益,而且还能深入影响中国政局;而日本则逐步取代中国,成为英国军火在远东的最大买家,这也让英国在中日间难以取舍。然而沙俄很快改变主意,宣布退出对朝鲜事务的介入,让英国感到措手不及,并旋即也停止调停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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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94年7月爆发丰岛海战时,清军租用英国怡和洋行“高升”号、“飞鲸”号、“爱仁”号三艘商船运兵。李鸿章当初租用英船的意图,是希望借助英国商船的特殊身份确保运兵安全,即便被袭击,也可借机拉英国“主持公道”。这次海战的结局是满载清军官兵的“高升”号商船被击沉。此事发生初期,英国舆论的确对日本十分不利,但日本随即不惜投入巨资进行公关,并委托当地国际法专家,以“中国军舰首先开炮”、“攻击‘高升’号时战争实际业已爆发”为由,将“‘高升’号事件”责任推给中方,此后英国舆论随即逆转。

法国在中法战争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。显而易见,李鸿章认为这是“以夷制夷”手段奏效的结果,而非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结果。此后,李鸿章频繁使用“以夷制夷”,当作屡试不爽的“灵丹妙药”。

  大东沟海战爆发后,北洋水师损失5艘战舰,从此一蹶不振,日本则夺取甲午战争制海权。深谙海洋战略奥妙的英国迅速意识到清朝败局已定,开始不动声色地倾向于日本。当年11月,英国法院裁定“高升”号事件责任全在中方,中方需向怡和洋行和英国政府赔偿一切损失,李鸿章拉英国介入或调停的努力彻底失败。

1894年,日本与清朝进行决战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,朝鲜半岛战云密布,一触即发。主持朝政大局的李鸿章,无心积极备战,一味避战求和,再次祭出了“以夷制夷”法宝。

  10月25日,日本占领旅顺并进行大屠杀,一度令英国舆论再度对日本产生反感。此时日军再施公关故伎,将屠杀歪曲为“基于清军抵抗的激愤之举”,并将清军塑造为“野蛮人”,将日本塑造为“西方的好学生”、“最文明的亚洲人”。而适逢此时,清朝下令在天津登上英国船只搜捕日本国民,最终再度令英国舆论转向。

李鸿章恳请美国、英国、俄国等西方列强介入,进行调停,让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兵。然而,美国、英国、俄国等西方列强只是在口头上对日本进行“谴责”,并无实际性的动作,使得日本有恃无恐,调停宣告失败。

  与清朝笨拙的外交应对相比,日本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视英国的态度。英国最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江南、华南被战火波及。日本发现这一点后旋即明确表示,不会将战火扩大至上述地区。英国至此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态度,任由日本对中国大打出手。

就如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所批评:

  1895年2月,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一度表示将与沙俄等国组织调停。但由于担心清朝在绝望中会与沙俄结盟,英国最终选择缄默,这成为迫使中国接受《马关条约》的重要因素。《马关条约》谈判期间和其后,英国并未参与“三国干涉还辽”等国际行动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,《马关条约》中日本获得的新开放口岸,英国都可以分享。战后英国还选择和日本结盟,共同对抗沙俄,英日同盟一直延续到1921年华盛顿条约签署后才结束。

“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;迷信个人说服本领;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。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,李鸿章便转向英、美求助,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。”

  法俄假借调停获取利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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