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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部分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30人万死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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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各出版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于“南京大屠杀”以及中方军民死难人数的表述

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,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,欢迎转发到朋友圈!

环球网记者王欢报道,继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之后,近期审定通过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也对这一不当说法表示支持,宣称“30万人遇难的说法夸张”。

明天是九·一八事变八十八周年。九·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标志,也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开始。这场侵华战争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描绘,长久以来一直是中方关注的焦点,也一直影响着中日外交关系。故“中国国家历史”今明两天将推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辑文章,帮助读者更好了解历史与现实。

日本《产经新闻》3月28日报道称,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考证,近日有日本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教科书中对河村隆之的言论表示“支持”。虽然有观点认为“在战斗过程中死亡”的中方军民可用“万”作为单位,但日本民间不断有新观点认为“不存在大量屠杀行为”。在近期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6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,有4册仍沿用中方有关“30万人遇难”的说法,但有出版社已开始对此提出“质疑”,认为“30万说法过于夸大”。

1945
年日本战败投降,在美国主导下,日本实行了以民主化、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改革,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,教科书的编写、使用也随之变化,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逐渐从“国定”过渡到“审定”,摒弃了军国主义内容。然而,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历史的思潮,并影响到学校教育。

报道称,在日本实教出版社的《日本史A》教科书中,内容通篇使用了“大屠杀”一词,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“约20万人”。虽然该教科书在正文下方的注释中注明“中方:30万人以上”,但在随后的括号中却补充称“该事件在日本国内存在‘十几万人’等诸多说法,有待进一步研究”。

日本文部科学省

由第一学习社出版的《日本史A》使用了“南京大虐杀”的叫法,而未使用日方“南京事件”的称谓,但有关中方军民的死亡人数仍被记录为“20万人以上”。在正文下方的注释中,该教科书同样列举出“十几万人以上”、“4万人左右”、“30万人”等多种说法。

20 世纪50
年代以来,日本出现了三次历史教科书“改恶”事件
,中国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,对教科书“改恶”事件非常愤慨,但是,很多人对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使用情况不甚了了,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。有鉴于此,本文以2013
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高中历史教科书
为对象,在阐述日本教科书编写、审定、选用制度演进的基础上,分析其正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、叙事方式,客观、全面地展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、使用及历史教育的现状,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系,剖析日本历史教科书“改恶”的社会原因。

与此同时,山川出版社虽然根据近年来日方的“研究成果”,对教科书中的有关表述进行了更改,但却认为日本此前的历史观是“自虐型历史观”。该出版社在《日本史A》称,有关“南京事件”中方军民死亡人数存在从“数千人”到30万人种种说法,但“实际情况尚不得知”。该出版社首次否认中方的观点称,“日本有学者认为,中方主张的30万人死难者的说法是一种夸大”。

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教科书审定制度

另外,由明成社出版的《日本史B》教科书认为,“当地有大量军民死伤。但死难者人数以及实情时至今日仍在讨论之中”。

至战败前,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一律由文部省组织编写,即“国定”教科书。20
世纪30
年代,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,中小学的修身、国语、音乐、美术等教科书中,充斥着歌颂士兵“精忠报国”“舍生取义”等宣传军国主义的内容。战后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、民主化改革。当时,由于战争刚结束,来不及编写新的教科书,于是在1946
年1 月25
日,日本颁布了“涂抹教科书令”,要求涂抹掉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。

对于近期审定通过的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,日本文科省认为:“‘南京事件’中,旧日军曾大量杀害中方军民,并非战斗行为。因此关于中方军民特定的死难人数,要求需明确标明‘存在诸多说法’及‘目前还在讨论’等注释。”

1947 年3 月,
日本公布《教育基本法》,文部省根据《教育基本法》颁布《学习指导要领》,规定小学到高中的教学方针、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审定标准等,日本进入民间可以编写教科书的时代,形成
“国定”教科书与民间编写、文部省“审定”教科书并行的局面。至20 世纪50
年代后期,小学至高中教科书全部由民间编写,“国定”教科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
然而,自称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熟知的日本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冈信胜则称,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中,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仍主张30万人的说法了”。30万的说法仍出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甚至被审定通过,这是“非常不切当的”。他还宣称,如果必须要在教科书中加入“尚存诸多说法”的表述,则更应在内容出现“虚构说”等观点。

现在日本的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,由相关出版社根据《学习指导要领》组织编写,完成后送文部科学大臣审定。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,出版社可在社会上进行广告宣传,争取更多的学校选用。日本教科书的选择、使用,因学校性质而异:公立学校由所在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决定,国立或私立学校由校长决定。各校将选用的教科书名称、数量等报给文部科学大臣,文部科学大臣告知各出版社发行数量。出版社根据选用数量印刷,送至选用的学校。

围绕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做出严正声明,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,铁证如山,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定论。日方某些人士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那段历史,切实汲取历史教训。

日本高中历史课程有世界史A、B 和日本史A、B,其中A 是近现代史,B
是通史,学生必须在世界史A、B 和日本史A、B 中各选一门,A 为2
个学分,内容比较简单;B 为4 个学分,授课时间和内容比A 多一倍,且B
的内容也比A 丰富。世界史B 和日本史B
是大学入学考试科目,所以选择使用世界史B 和日本史B 的学校占多数。

《学习指导要领》是概况性的,在教科书的编写方式、内容详略、历史评价等方面没有规定,这给编写者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,也造成不同版本教科书内容上的差异。山川、实教、东京书籍、清水书院、明成社等五家出版社编写的《日本史B》得到日本较多高中的选用,故本文以这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为对象,重点对其中中日战争的内容、观点进行梳理,分析日本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编写、使用状况,揭示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。

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

中日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,历史教科书对此着墨较多,但是,各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,对其中的重要事件、重点人物的阐述以及基本史实评价等,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

九一八事变。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,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,各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原因、进程、结果等做了系统的论述,基本上承认了炸死张作霖、策划“柳条湖事件”、扶植伪满洲国、图谋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,但是在具体书写和历史评价上,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

九一八历史博物馆“残历碑”

山川出版社的《详说日本史B》认为是关东军在奉天郊外擅自炸毁返回满洲的张作霖列车,而后又在1931
年炸毁奉天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道,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,开始军事行动。片面强调关东军与日本中央政府决策的差异,忽视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在向东北扩张上的一致性。

与山川出版社不同的是,实教出版的《高校日本史B》强调日本政党、财阀、媒体等及相关右翼势力与关东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上的一致性,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就形成了高度的舆论一致。

东京书籍的《新选日本史B》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“关东军推进新国家建设”,有意模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性质,淡化战争责任

清水书院出版的《高等学校日本史B》,则将东北易帜与中国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渲染为“满蒙危机”,认为这威胁到了日本的利益,从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责任。

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

明成社的《最新日本史B》特别强调满洲反日运动高涨,伤害日本侨民和权益事件增多,将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,导致日本在中国利益受损作为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,淡化日本的侵略本质

综上所述,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书写是基本符合史实的,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:如承认日本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、指出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等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着避重就轻、减轻日本责任的倾向:例如将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排日政策、以“建设新国家”的理想粉饰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等。

卢沟桥事变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。日本学界在历史叙述中常常将1931
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
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一段历史称为“满洲事变”,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历史称为“日中战争”。各教科书梳理了20
世纪30
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及日本的对华政策,认为德意日三国同盟、华北事变、西安事变等,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重要背景。但是关于卢沟桥事变及其战争扩大的原因等,叙述则各有不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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